從進口的茶葉開封到最終售出，商家在每個環(huán)節(jié)上幾乎都有摻假行為：他們在茶葉里摻上經化學著色劑偽裝的柳樹葉、鋸末、花瓣，還有更荒唐的，據(jù)記載有一次竟摻入了羊糞。（湯姆?斯丹迪奇：《上帝之飲：六個瓶子里的歷史》）

從英國市場茶葉的售價來看，18世紀初，1磅茶要17先令半，50年代就降到了8先令，1790年降為3先令7便士，1810年降到2先令。

那么，在廣州的收購成本，我們可以粗略考察一下，陳國棟在《清代前期粵海關的稅務行政（1683―1842） 》（臺北《 食貨月刊》1982 年第 11 卷）指出了一個價格范圍：

茶葉每擔（100斤）貨值15―50兩。

吳承明在《中國資本主義發(fā)展史》第二卷中則給出了明確的數(shù)字：

鴉片戰(zhàn)爭前，出口茶價很高，紅茶每擔在26兩，綠茶24兩。

從嘉慶年間到鴉片戰(zhàn)爭前的銀兩兌換本洋（即西班牙銀元）的算法是：

番銀每元以七錢二分結算。

本洋兌換英鎊的時價為1元/5先令左右，最低也也是1元/4先令6便士（1先令=12便士）。（馬士《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》）

那么，廣州出口紅茶的英制度量衡計價就是：26/0.72*5或26/0.72*54/12，即180.56先令/擔或162.5先令/擔，清朝1斤=596.8克，1磅=454克，結果為1.36先令/磅或1.24先令/磅。

廣州出口綠茶的英制度量衡計價就是：1.26先令/磅或1.14先令/磅。

陳國棟所指的最貴為50兩/擔的茶葉，無非是乘以2，也就是2.72先令左右。

廣州售出的茶葉，并非產自廣東，而是經過長途販運而來。

綠茶產區(qū)主要在安徽南部，先運到安徽婺源，經水路轉運江西南昌，再經贛江水運江西南安，改陸運穿越梅嶺到達廣東南雄，再上船經北江運抵廣州。

紅茶產區(qū)主要在福建山區(qū)，先在武夷山區(qū)的星村集貨，用竹筏運到福建崇安，由挑夫越過大山到江西鉛山，再經河口鎮(zhèn)到南昌，其后路程與綠茶一致。（路程約2885里）

紅茶這一路的成本，據(jù)東印度公司派駐廣州的茶師（負責驗貨的專業(yè)人員）波爾估算，應為3.65兩/擔―3.92兩/擔，約為栽種、制造成本的1/3。另據(jù)計算，廣州十三行的行商，可以在經手的茶葉生意中獲利4―5兩/擔。

據(jù)此粗算成本，18.6兩/擔―20.68兩/擔。再加上0.15兩的出口正稅和1.4兩的行傭，我們基本上可以判斷出，從1704年到1835年，盡管經過了130年時間，清朝茶葉出口量也暴增幾十倍，其利潤空間并沒有多大的提升，只是數(shù)量的疊加而已。

就連在其中跑前跑后的東印度公司，其實也就吃了一口辛苦飯。

整個過程中，唯一獲利的，可能只有英國政府。

（美）威廉?烏克斯《茶葉全書》下冊，中國茶葉研究社印，上海，1949年

1785年，英國政府將茶稅從190%降至12.5%，1793年―1806年間，為了應付拿破侖戰(zhàn)爭巨大的開支，又從12.5%迅速升至100%，這個稅率一直維持到了1833年，到了1834年，隨著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壟斷權的取消，茶稅又降到10%以下。

英國人的消費熱情并沒有因為加稅而減退，1786年―1787年度，茶稅為31萬英鎊左右，加稅后的1795―1796年度，茶稅增至636,971英鎊，翻了一番，1830年―1837年，茶稅已經攀升至300萬英鎊/年，降稅后的1836年尤其多，達到了4,674,535英鎊/年，到1846年，已基本穩(wěn)定在500萬英鎊左右。

或者金銀總共有十幾億兩，這可以說是一本萬利的買賣。

總共有十幾億兩白銀，這種行為是非常惡劣的。

不計其數(shù)，自從茶在英國流行起來后，英國的各個社會階層都會選擇喝，英國政府自然賺得盆滿缽溢。